黄帝内经之食疗养生，女子在生理期是如何做到防漏的？
有关女子生理期，搁在现代，也是女性之间十分私密的话题。
更别说封建礼法森严，对女性种种约束的古代男权社会了，因而留下的史料记载并不太多，大部分都只限于女人间聚会时，口耳间代代相传的悄悄话。
从这个角度看，穿越剧《太子妃升职记》里王妃与府内小妾们凑在一块，关起门来交流“大姨妈”的剧情细节，倒也真是符合古代的环境背景。
古代卫生巾是什么样子、如何演变的呢？
好奇吧！
咱们来扒一扒。
远古时代的人类，生活条件那可是相当的简陋，棉麻、餐巾纸之类的生产技术一概没有，可想而知对来大姨妈这种事，是没有妥帖的处理方法的。
想象一下，当时一个人浑身上下，只有树皮、兽皮缝制的御寒衣服，顶多手上拄着根头顶绑着块尖石头，拿来打猎用的“长矛”，天天打猎、摘野果、挖草根，能填饱肚子就已经很不错了，根本无暇做其它考虑。
估计那时候处理大姨妈的景象，咱们直接可以参考大猩猩、狒狒之类，同为灵长类的动物了。
就算人类会摆弄工具，身处那个物资匮乏的远古时代，女性也只能拿干草、烧柴剩下的灰烬，来吸附擦拭一下，再往河里、池子中冲冲洗洗，也就完事了。
等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这时候五花八门的月经处理手段，就开始出现了。
古埃及的女性，会拿莎草压制成的粗糙“纸”，反复用水浸软晾干，直到莎草纸变得柔软顺滑，再拿来充当吸水的卫生巾。
那过程，大家可以随便扯一张报纸，放手上团几团，揉啊揉，搓啊搓，再摊开来，倒点矿泉水上去，看看！是不是更能吸水了？
咱们晓得报纸不干净，有油墨、有重金属，爱干净的人摸完还要洗洗手。
莎草纸也是如此，不过以古代的卫生条件来看，古埃及的女性也就顾不得啥细菌感染了。
相比于古埃及的外用垫法，古希腊的女人们对付大姨妈，手法可就简单粗暴得多了。
她们会拿一段尺寸合适的小树枝，在上面缠上布条，像塞子一样直接堵住经血流出的通道。
希腊的女人，可真够强悍的！
对比来看，古罗马贵妇就比较讲究，她们是用柔软的羊毛来充当卫生巾，舒适度提高了很多。
而在中国的周、秦、汉等时代，民间已经普遍掌握了养蚕织布、采麻抽纤维的技术.
所以女性在面对月经问题时，有钱的官宦、地主、商人家庭，可以使用柔软丝滑的丝绸，条件不宽裕的平民百姓人家，也能够将就着用上麻布。
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也第一次出现了“月事布”这样的名词。
光丝、麻材料，吸水性有限，为了制成能吸收一定量经血的“月事布”，古代的女人们通常会在丝、麻中，包裹垫入一些吸水性较强的草木灰。
早些年在农村，哪家小孩子磕着碰着流血了，还能看到爷爷奶奶老一辈人，到正堂香案上抓把香灰，敷在伤口上止血的土办法。用的，正是草木灰的吸水性。
同时，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含有碳酸钾这种化学成分，可以达到去污的效果。
这样的特性，使得古代的人们将草木灰当成了一款经济实惠、容易获得，又效果明显的“清洁剂”。
早在2000多年前成书的“四书五经”之一的《礼记·内则》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冠带垢，和灰清漱；衣裳垢，和灰清。”说明封建时代人们通常都是将草木灰当“洗衣粉”用。
此外，草木灰也有杀菌消毒的功能，在《本草经注》和《新修本草》这两本古代医学著作中，都有相关的记载。
所以在“月事布”中加入草木灰，不仅可以杀菌消毒，还方便卫生。
宋元时期，棉花开始传入中国。到了明朝初年，棉花种植更是被明廷大面积推广了起来，棉织品越来越常见地出现在明朝人的日常生活中。
这时候，女性就开始用棉花，代替草木灰来缝制“月事布”。
当时，纸张的技术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能够造出柔滑、吸附性强的“软纸”，于是在棉花之外，又出现了一款将纸张填入的“月事布”。
与此同时，“月事布”在外形款式上，也在由起初的实用性，向观赏性方向靠拢。
原本，女性使用的“月事布”都是需要自己亲手缝制的，由年长的女性将这门手艺传给下一代女性。有一些手巧的女性，逐渐会在“月事布”上缝上一些花纹，来达到装饰的效果。
话说回来，古代毕竟医疗知识有限，不管埃及、希腊、罗马，还是中国，女性在经期卫生杀菌上面，多多少少都存在着缺陷。
时间转到19世纪末，欧洲有医生逐渐意识到，不注意经期卫生会引发感染风险，于是呼吁社会开始重视卫生巾的使用。
当时欧洲女性的卫生巾，一般都是用布缝制，又厚又不透气，还需要用别针在腰上固定，十分不方便。
要想解决这个困扰女性的问题，必须得有一种新材料的出现。
1914年，美国一家造纸公司研发出了一种吸水性比棉花还强的新型纸，命名为“纤维棉”。
紧接着，一战爆发，大量棉花被运往前线做止血用具，渐渐供不应求。为了解决棉花短缺的困境，这家造纸公司立即以“纤维棉”为原料，生产出大量绷带和创可贴，用于战事军资。
然而，1918年一战结束后，“纤维棉”的销量一落千丈，这家公司面临倒闭的风险。
这时，一位法国客户提供了一个想法，解决了燃眉之急。
法国客户说，在一战的战场上，有一群护士用“纤维棉”制作成了一次性卫生巾，这种卫生巾吸水性好，方便丢弃，很受欢迎。
于是，这家公司在1920年，推出了世界第一次商业化生产的一次性卫生巾，当时被叫做“纤维巾”，并公开在美国药店出售。
这家公司也注意到当时的女性比较害羞，不肯去买卫生巾，于是将卫生巾的包装改得更严实，还投入了大量宣传费用，通过广告、文章等方式，鼓励她们使用卫生巾。
期间，为大范围推广女性使用卫生巾，迪士尼公司还制作了一部动画短片，叫作“月经的故事”。
到了二战时期，劳动力短缺，大量女性开始进入工厂工作，一次性卫生巾的销量迅速增加，让当时的两家卫生巾品牌公司：靠得住(Kotex)与摩黛丝(Modess)，赚了个盆满钵满。
至上世纪70与80年代，卫生巾技术有了更大突破，自黏式背胶开始进入市场，也就是如今咱们见到的“大邦迪”。
发明“大邦迪”的，是一个对妻子十分关爱的美国男士。据说他目睹妻子受到经期的痛苦，而且当时需要用上别针或带子的卫生巾也很不方便，于是做了极大的改良，将洁净的棉纤维和吸收性强的纸浆包裹起来，做成长条状棉垫。
从此往后，卫生巾渐渐发展成了如今的模样，材料用得更好、更卫生、更能方便使用了。
如何理解黄帝内经的五谷为养？
为什么要理解“五谷为养”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懂得和明白的人不多或者说很少。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三点可以佐证，第一，人们日常生活中“精”加工的食物（过度加工）以口味偏嗜决定了取舍；第二，以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为最“养人”，第三，为了减肥不吃主食。是不是我们好多人的观念呢？人吃饭是为了什么？好多人会说为了身体的需要，包括我们目前的生物、营养等科学都是这样认为的。故而只有“物”的交换，不饿就是基本的要求，山珍海味是精神层次的满足。这就是我们目前“饮食”的误区，正在不知不觉在危害我们的身体。目前之所以发生“慢性病”的意外以及大量的慢性病与饮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吃饭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而是“命”的需要，功能的需要，我们总是任性的好口味，满足心里的需要吃饭就是逆生命而为，哪有不生病的道理？我们吃饭的目的就是“养命”，从而实现完成人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的先祖用“养”的概念，养的本意是“供奉”含有敬畏虔诚的意义，“养”就是供奉人的“命”。那么什么是养命的呢？就是“五谷”五谷为什么会养命呢？这就是我们的古哲学原理和长期的生活实践活动的总结。五谷是农耕文明的体现，又是生活的必须。黍，菽，麦，稻，粟秉天之五气，四季之阴阳气数，以“土”孕育，而具有生发之力，“脾胃为后天之本”，“凡十一藏取决于胆”，就是说养命的本质含义，“化生”，“胃为十二经之海”，就是说它是渊源，土厚德载物，而有繁华似锦，五颜六色，“五藏藏神”，所养者就是“志、意、魂、魄、神”。同气相求，土墩实而有生命的如花。“谨和五味”是生理需要。最后要说的是“五谷”的食用，不同的加工五谷的性是不同的。对麦来说，不加工的性寒，苦入心，用于养心，烦躁身不由己，潮热，用于“脏燥病”如“甘麦大枣汤”，而加工后的面粉呢？则性温，虚寒性腹泻不已（所泄物白如水），面粉炒黄，冲服一两次就好。所以说吃五谷也是很有讲究的。分享中医精神，提升生活智慧，享受健康快乐。
太医不用阉就可进皇宫？
外界对太医的想象很美好，民间大夫如果能成为御医，那是一种荣耀。实际上，当上太医后才发现一切不是那么回事，不是“美差”。
日夜待命，压力巨大，一声“宣太医”，御药房的太监带着太医到殿门口，之后太医们要迈过一个炭火盆消毒。诊治的时候，太医得“跪诊”，皇帝的左右手各一名太医，把完脉，他们各自出具诊断书，奏明皇帝，如果意见相左，协调好再上报。
开方是在御药房，并在那存档，供稽查，皇帝的病情关系国家大事，药方也会抄送内阁，军机大臣等。抓药、煎煮药都是太监和御医同时在场。煎药要一下煎两份，煎好后，盛两个碗，太监和御医、太医院院判试尝其中一碗，喝下去没有不良反应后，将另一碗用金罐盛放密封好呈到御前。
治病救人的整个过程，充满了监视和防范，太监管理的御药房与太医院是相互监视，不过皇帝一般更信任御药房。
御医不仅要给皇帝看病，还要给后宫嫔妃看诊，可是连嫔妃的芳容都不能见，怎么看诊呢？民间传的最多的是“悬丝诊脉”，“望闻问切”，望和闻都不可以。太医们往往在问嫔妃病情时，仔细询问她身边的太监宫女，包括饮食、大小便甚至表情，事无巨细。
所以太医们基本是靠问给后妃们治病。当太医不用像太监那样净身，并不代表皇帝没有疑心，明初就规定：
宫嫔以下，遇有病，医者不得入宫，以证（征）取药。
明朝御医一天两班轮值，晚清每日轮值的人数达102人，占医官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民间大夫上夜班的几乎没有，而且在治病过程中，可以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同一病例，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时候。
宫中御医诊治的过程中，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稍微有点创新的病案很难通过评议和长官的审核。对真正热爱医术的人，是很难受得了这样环境的。
皇权生杀予夺，给皇帝看病有个一点差池，不等皇帝下令，制度就能把一个太医惩罚的体无完肤。战战兢兢之下，还怎么静心研究提升医术。
唐高宗李治风眩头重，秦鸣鹤建议用针刺出血可愈，结果武则天当即大怒要斩了他，幸亏李治同意针刺，愿意配合，秦鸣鹤用针刺后，病痛得以好转。这可能类似现在的针灸。不过，道光帝曾明令宫内不准用针灸。
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
如此，估计针灸之法，御医们是不敢再在宫中提及了。
嘉靖帝被宫女勒的奄奄一息之时，太医许绅忙赶来急救，用猛药把嘉靖帝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嘉靖帝吐了几升紫血后活了过来。许太医得封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可惜无福消受，不久就病逝了，而他的遗言是，当时如果药效不显，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得了惊悸，药石无灵。
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
许绅是死在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御医的压力可见一斑。
能入太医院的医生几乎不可能是庸医，水平至少也中上等，然而紫禁城遇到疑难杂症经常要各省举荐名医“外援”，这也是中庸求稳的环境所致，宫中太医们不敢创新冒进。
明仁宗朱高炽宠妃张氏几个月不来月经，御医“悬丝诊脉”说怀孕了，盛寅认为张氏不是怀孕而是病了，需用破血剂，排除瘀血，朱高炽一心求子，并不同意用此法。张氏坚持了十个月后，已经病重，不得已同意盛寅前来诊治。朱高炽不放心，一边让盛寅诊治，一边把他关起来。
张氏服药后排出瘀血，身体好转，朱高炽对盛寅大佳赏赐，礼送回家。不过，盛家人已经在准备葬礼了。
图/盛寅
迫于无奈，紫禁城的御医们做事谨小慎微，但他们并不是一无是处，紫禁城人的健康、防疫，小病小灾的都靠他们，细致周到，紫禁城人的平均寿命要比全国平均寿命高很多。
尽管给皇家治病限制非常多，很多太医选择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存法则，但是依然有人突破常规，成了一代名医。
比如给慈禧太后诊治的薛宝田，他是受浙江巡抚举荐，通过太医院的考试，成为太医，曾为慈禧太后切脉十五次，开方二十多次。这些药方依然是经过御药房严格把关的，不过慈禧服用后身体好转，对薛宝田厚赏。时人称薛宝田所受恩遇为名医之冠。
他建议慈禧太后“节劳省心”，对慈禧来说这是敏感的政治词眼，御医们都不敢说，但是薛宝田说了，慈禧没有大怒，反而和他拉起了家常。也许是薛宝田年近70，让慈禧打开了话匣子。
故宫六百年来，最成功的大夫估计是康熙年间的刘声芳了。
刘声芳是民间大夫招揽入宫的，他行医风格非常平和稳重，主张用药适中，注重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他给康熙帝以及阿哥福晋等看诊，受到重用，职级也一升再升，中途有小错，并不影响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与恩宠。
雍正登基，刘声芳继续平步青云，后因给怡亲王治病有功，加太子少傅，尚书衔，事业达到了巅峰。雍正八年，他卸任太医院院使，雍正十年去世，享年78岁，职业生涯非常光鲜亮丽。可惜去世前一年，雍正帝因身体状况不佳，把怒火发泄到太医院，之前赏赐给刘声芳儿子的功名收回。
张仲元，紫禁城的最后一位太医院院使。慈禧太后曾左臂无法伸屈，数位御医看诊，均没有好方法，没想到年轻太医张仲元竟然把太后的左臂治好了，从此名声大噪。
不过，张仲元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心，光绪帝因为长期生病不见好转，常常责难太医院。张仲元还要张罗各地举荐进宫的大夫，一位位慕名而来的大夫给光绪帝诊脉后，都摇头失望而去。他们知道光绪帝病在心不在身，但是又讲不通。
这些大夫体验了紫禁城太医的苦楚后，大多选择离去。光绪帝驾崩，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医士等俱遭革职。
表面上，太医享受文官身份和优厚的待遇，实际上，他们承受了巨大压力和束缚。
古代最早提倡食疗的人是谁？
历史上《黄帝内经》最早提出了一系列的饮食养生理念,充分体现出饮食养生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形神相即的哲学观念,以及医食同源,食养尽之的重要理念。
黄帝内经四时养金的论述？
黄帝内经》四时养生理论是“天人相应”整体观在中医养生学中的具体应用。它认为，只有能动地适应四季变化规律，才能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性，避免衰老和疾病的发生。
“四时养生”是《黄帝内经》在“天人相应”整体观指导下，总结先秦诸子百家养生经验后提出的，它强调养生保健要顺应自然界的季节气候变化，与天地阴阳保持协调平衡，以使人体内外环境和谐统一。“顺四时而适寒暑”是中医养生理论中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对于现代人类的养生保健实践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1、”四时养生”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在中医养生学中的具体体现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命题。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人与天、地、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自然界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人要健康长寿就必须顺乎自然规律。庄子进一步提出：“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万物循生”（《庄子天运》），他认为养生保健不仅要“顺乎自然”，更重要的是掌握其规律，按自然规律去保健养生。《黄帝内经》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提出了“天人相应”学说，认为“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地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人类生存于自然界之中，其生命过程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一切生命活动均与大自然息息相关，无论四时气候、昼夜晨昏、日月运动、地理环境，各种变化都会对人体产生影响。
春夏秋冬四季是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的征象，又是阴阳升降、寒暑更迭的标志，对自然界万物的影响尤其重要，正如《易经系辞》中说：“变通莫大乎四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医疗实践中，古人观察到自然界四时气候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年四季的气候特点是春温春生，夏热夏长，秋凉秋收，冬寒冬藏。但是它们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没有生长，就无所谓收藏，也就没有第二年的再生长。正因为有了寒热温凉、生长收藏的消长进退变化，才有了生命的正常发育和成长。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
《黄帝内经》十分重视四时变化对人体的影响，认为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寒暑变化是自然界阴阳此消彼长的运动过程所致，人体脏腑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然界四时寒暑阴阳消长的影响，在正常生理状况下，人与自然界时辰季节变化具有同步的相应性变化，人体生理功能随着天地四时之气的运动变化而进行着自然调节，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灵枢顺气一年分为四时》）。人类要在自然界中健康生活，就必须认识、适应、掌握这些规律。因此，《灵枢本神》指出：“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柔刚。”只有能动地适应四季变化规律，才能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性，避免不适和疾病的发生。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正是中医四时养生法则的理论依据。
2、四时养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四时养生的原则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2]。但对于此原则的理解和应用，历代医家不尽相同。例如，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中认为：“春食凉、夏食寒，以养于阳；秋食温、冬食热，以养于阴”，即春夏阳盛而易伤阴，饮食上宜多食寒凉之品以抑制阳亢；秋冬阴盛而易伤阳，宜多食温热饮食以保全阳气。张志聪在《素问集注》中则认为：“春夏之时，阳盛于外而虚于内；秋冬之时，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而培养之。”由于春夏阳虚于内，阳虚则寒，宜用辛热温阳食品以补阳气；秋冬阴虚于内，阴虚则热，宜用寒凉养阴食品以补阴气。高士宗在《素问直解》中提出：“春夏养阳，使少阳之气生，太阳之气长；秋冬养阴，使太阳之气收，少阳之气藏，养阴养阳以从其根。”杨上善在《内经太素顺养》中因文解义地注释云：“圣人与万物俱浮，即春夏养阳也，与万物俱沉，即秋冬养阴也。”
对于以上观点，我们认为是因于各医家的经验和角度不同而致的见仁见智之论，如果能够充分领会《内经》四时养生之宗旨，就能够辩证地应用该原则指导养生保健的实践活动。
3、《黄帝内经》四时养生的宗旨是保持机体内外阴阳协调
中医养生学对健康的定义是：人体在自然社会环境中，保持一种“阴平阳秘”的协调状态。养生保健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和维护该状态，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黄帝内经》从“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整体观出发，已认识到四时阴阳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包括人体在内的万物荣枯生死。因此，“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核心和宗旨，即是把握四时阴阳变化规律，结合季节气候特点，调整人体的阴阳偏差，以保持人体内外的阴阳协调平衡。
四时养生的目的既然是保持人体内外的阴阳平衡协调，调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均不离乎阴阳的依存互根和消长转化。例如，冬至―阳生，由春至夏是阳长阴消的过程，所以有春之温、夏之热；夏至―阴生，由秋至冬是阴长阳消的过程，所以有秋之凉、冬之寒。正是因于四时阴阳消长的变化，所以才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物发展生长规律。因此，张景岳在《类经》中指出：“夫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以阳生，阳以阴生。所以圣人春夏则养阳，以为秋冬之地，秋冬则养阴，以为春夏之地，皆所以从其根也，今人有春夏不能养阳者，每因风凉生冷，伤此阳气，以致秋冬多患疟泄，此阴胜之为病也。有秋冬不能养阴者，每因纵欲过热，伤此阴气，以致春夏多患火证，此阳胜之为病也。善养生者，宜切佩之。”
根据这一原则，在具体的养生实践中，就必须做到顺应四时气候以调养五脏之气，即春养生，顺应春季阳气的生发以舒肝气；夏养长，顺应夏季阳气的旺盛以养心气；秋养收，顺应秋季阳气的收藏以养肺气；冬养藏，顺应冬季阳气的闭藏以养肾气，维护人和自然的统一，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例如，春为万物更新之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此时人体之阳气也应顺乎自然，向上向外疏发。因此，春季养生必须掌握春令之气升发舒畅的特点，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使之不断充沛、逐渐旺盛，凡有耗伤阳气及阻碍阳气的情况皆应避免。这一原则应具体贯穿到饮食、运动、起居、防病、精神调养等各个方面。如在饮食方面，宜多食能温补阳气的食物，李时珍《本草纲目》主张“以葱、蒜、韭、蓼、蒿、芥等辛嫩之菜，杂和而食”。在精神调养方面，《黄帝内经》明确指出：“以使志生”，即在春天要让自已的意志生发，而不要使情绪抑郁。夏季养生，古人之所以提出保养阳气，关键在于暑热外蒸，汗液大泄，毛孔开放，这时机体最易受风寒之邪侵袭。此外，还要防湿邪侵袭，因为湿为阴邪，易伤阳气，尤其伤脾胃阳气。
因此，元代养生家邱处机主张夏季饮食应“温暖，不令太饱，时时进之……其于肥腻当戒。”
《养老寿亲书》也告诫：“夏日天暑地热，若檐下过道，穿隙破窗，皆不可乘凉，以防贼风中人。”秋冬二季自然界阴气转旺，人体的阴气亦外盛而内虚，秋季以燥为主气，燥邪伤人易伤人体津液，因此秋季养生的关键是防燥护阴。冬季养阴着眼于藏，《黄帝内经》指出：“冬三月，此为闭藏……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谆谆告诫道：“四时阴阳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在养生实践中，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和指导性，在了解和把握自然界气候变化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季节特点，顺应阴阳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摄，养阳以助生长之能，养阴以益收藏之本。如此，才能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使机体处于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从而达到防病延年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