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源远流长、璀璨如星河的诗歌历史中，杜甫以其深沉的情感、广阔的视野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被后世尊称为“诗圣”，这一称号不仅是对他诗歌造诣的高度认可，更饱含着人们对他心怀天下、悲悯苍生精神的敬仰。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动荡时期，早年的他，也曾怀揣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漫游各地，饱览山川壮丽，感受大唐盛世的繁华气象，那时候的他，笔下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展现出青年才俊的意气风发与壮志豪情，命运的转折悄然而至，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帝国陷入了无尽的战火与动荡之中,曾经的繁华如梦幻泡影般破碎。
杜甫的生活也急转直下，他亲身体验到了战争带来的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目睹了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的挣扎，他的诗歌风格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早期的浪漫与豪情，逐渐走向了对现实苦难的深刻洞察与沉痛书写，在《三吏》《三别》等作品中，他以细腻而真实的笔触，描绘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灾难：“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寥寥数语，便将战争背景下百姓的无奈与悲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诗歌，不再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对整个时代悲剧的忠实记录,是对苍生苦难的深情怜悯。
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首先在于他诗歌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他就像一位冷静而敏锐的历史记录者，用诗歌为我们留存了那个动荡时代的真实面貌，他的诗，是对社会不公、战争残酷、民生疾苦的有力批判，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愤呐喊，深刻地揭示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这种对社会矛盾的大胆揭露，在当时的文人中是极为罕见的，他的诗歌，让我们看到了盛世背后的阴影，看到了普通百姓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杜甫的“圣”还体现在他那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上，尽管自己也身处困境，常常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但他始终心系天下苍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己茅屋被秋风所破的遭遇，联想到天下寒士的处境，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浩叹，这种推己及人的精神，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天下百姓命运紧密相连的情怀，彰显出他的高尚与伟大，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弱者的同情、对生命的尊重，无论是老妇、老翁，还是戍卒、征夫,在他的笔下都有着鲜活的形象和令人动容的故事。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杜甫也是当之无愧的“诗圣”，他的诗歌体裁多样，无论是格律严谨的律诗，还是自由奔放的古体诗，都能信手拈来，且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他的律诗对仗工整、韵律和谐，如《登高》一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前两联对仗精妙，描绘出一幅雄浑壮阔又略带凄凉的秋景图，后两联则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壮志难酬的感慨，情景交融，浑然天成，他的古体诗则灵活多变，叙事生动，如《北征》，以长篇叙事的方式，记录了自己在战乱中归家的所见所闻所感，既有对沿途风景的描写，又有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展现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驾驭长篇诗歌的能力。
杜甫的诗歌语言精炼而富有表现力，他善于运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出鲜明的形象，传达出复杂的情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仅仅十个字，就将诗人在乱世中因感伤时事、痛恨离别而产生的那种悲痛欲绝的心情表现得入木三分，他还善于运用典故和修辞手法,使诗歌更具内涵和韵味。
杜甫被后世称为“诗圣”，他的诗歌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关注民生的情怀，为后世诗人树立了榜样，如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就深受杜甫诗歌的影响，白居易以诗歌为武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民生疾苦,继承和发扬了杜甫诗歌的精神内核。
在历史的长河中，杜甫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诗圣”之名，是对他诗歌成就和人格魅力的最高赞誉，他的诗歌，让我们穿越千年，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悲欢离合；他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勇于担当，心怀天下，关注苍生，杜甫，这位伟大的“诗圣”，将永远闪耀在中国文化的星空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