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如果袁隆平得到诺贝尔奖？
按理说一个研究吃的和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文学、经济能几大奖不挨边，由于袁隆平的贡献过于突出，颁发给他诺贝尔奖不过分，诺贝尔和平奖应该给袁隆平。地球上的动物都依赖食物生存，同样食品也是人类第一需求，随着地球人口增长正常的生长的植物食品已经满足不了人类了，饥饿在所难免，生存是第一需求，困难年月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或将重演。食物是人们争夺的主要原因，为此发生战争古代有，近代有，日本侵占我们东北，1936年开始实行移民500万政策，其中叫“开拓团”就是开荒种粮的日本移民。是袁隆平解决了世界粮食问题，消除了今后为争夺食品而再次发生战争。
袁隆平即使满足了狼一样的人不吃人了，这份诺贝尔和平奖也应给他，因为他的贡献可能改变兽性！
竟然能跨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说起丘吉尔的文学水平，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For his mastery of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description as well as for brilliant oratory in defending exalted human values.（由于他在历史与传记叙述方面的造诣，同时也由于他那捍卫崇高人类价值的光辉演说。）因此，我们注意的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丘吉尔并不是像某些回答里所说的，是因为他的那个特定的作品，而是因为他的一系列历史和传记，以及他大量演讲。换句话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丘吉尔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语言的魅力及这种魅力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
丘吉尔最经典的一张照片（1941.12，Yousuf Karsh拍摄）（来源：Wikipedia，下同）
在深入研究丘吉尔的语言魅力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估量他所取得的可观成就：44部著作（有关丘吉尔的著作，见Frederick Woods, 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Sir Winston Churchill.）、约8000篇完整的论文和短文，甚至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关于拿破仑的剧作。丘吉尔演讲有几千次之多（关于丘吉尔的演讲，可以去找一下八卷本的Robert Rhodes James, ed., 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8 Volumes）；他的数以万计的备忘录，本身通常就是文学杰作。除此之外，无论何时何地，丘吉尔每天都口述大量的信件。他曾就一个主题——关于他的祖先马尔博罗公爵的那部历史著作，在一年内口述了三百多封信。总之，产量大得惊人。
丘吉尔出生地，马尔波罗家族的布伦海姆宫从某种意义而言，在丘吉尔的所有才能中，是他杰出的语言运用能力承载了他的成功。
丘吉尔的伟大之处，正如希特勒的邪恶天才那样，是他语言上的天赋。丘吉尔能够以质朴而深刻的语言，将他那充满忠诚的心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永恒的、无畏的大不列颠形象描绘的如此清晰与真实，以至于使得整个大不列颠、英语民族、甚至是世界都为他的语言魅力所折服。
第一代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丘吉尔为之写了四卷本的《马尔波罗公爵：他的时代和他的生活》丘吉尔的语言力量来自于这种事实，即他的风格既复杂宏大又平易近人，而不带有一点虚伪，一点也不装腔作势。他的这种风格是如此地突出，以至于深深地印入公众的头脑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的话语是激发人们勇气的潜在源泉。
1941年4月丘吉尔在利物浦向海员和码头工人演讲他的言语力量，同样也来源于他在演讲中所倾注的情感。语言，如果要打动听众，首先就要打动自己。丘吉尔深明这个道理，他的每篇演讲，每部著作包含了他最为深刻的情感在内：
（作者）是大众激情的化身。只有他自己相信，他才能用某种情感影响他们。只有他的心充满了愤怒，他才能激起他们的愤怒。只有他悲痛不止，他才能令他们感到悲伤。只有他自己相信，他才能说服他们。（Winston Churchill, “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无论是从他那意气风发的演讲和鼓舞人心的广播，还是从他的历史传记中，都不难发现丘吉尔是一位杰出的语言交流艺术的大师。每当我们想到作为演说和历史与传记作者的丘吉尔时，他那优美的语言、洞察一切的智慧和铿锵有力而又简明扼要的论点就会立即浮现在我们的心头。但是真正使他伟大的是他那强烈的责任感，是他振奋、说服和打动他人的能力。比如，在丘吉尔关于他的祖先第一代马尔波罗公爵的四卷本传记《马尔波罗：他的时代与他的生活》中，丘吉尔就马尔波罗公爵的去世，就描述说
人生短暂，历史无穷；伴随着衰落和隐退而来的伤感（the tinge of melancholy）本身就是止痛剂(anodyne)。为人生戏剧的落幕而无谓哀伤太不明智。高贵的品质（noble spirits）在不断消退的记忆（falling shade）面前自愿退让，或被牢记，或被遗忘。丘吉尔是一种真正古典的方式进行写作、演讲的。无论是从他的用词，还是从他的技巧和风格来看，丘吉尔的风格更多的是那种维多利亚式的，而非较为现代的。他的这种天赋就是他对单音节词的创造性的应用。最好的英语是那种既使用短句，又使用长句的英语。而丘吉尔对于英语的这种双重特性有着非凡的理解。丘吉尔在用词上，具有极为出色的能力。无论是在任何场合，他都能够找到最恰当的词句，来进行警告、传达信念、鼓舞士气、以及表达喜悦。不仅如此，他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旧瓶装新酒，找到平常事物或者早已存在的事物的新表达方式。
雅尔塔会议期间的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丘吉尔使用的言辞并非是新词；也不是长长的拉丁语。他们经常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词，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词。在丘吉尔看来，越是古老的词，越能够反应民族的特性，越能激起民众心中的情感。在丘吉尔那里，很多即使是他同时代的人看来，都已经过时的词，例如“邪恶、和谈、勇敢的水手，反对，以及三倍（wickedness, parley, hardy tars, nay, and thrice）”，都是他的喜好，同样的，他也喜欢使用旧式的表达，他经常使用“请求（pray）”这个句式，比如“请给我一份报告”；比使用“请（please）”更频繁地使用这个句子，但是却很少有命令式的“给我（give me）”这样的表达。当然，他也有自己喜好的词：一致的，道德败坏的，坚定的，有勇气的，酷热的，黯淡的，巨大的，无情的，浩瀚的（solid, squalid, unflinching, courageous, sultry, bleak, vast, grim, immense）。他喜欢将形容词堆积在一起：捷克斯洛伐克是
不能说话的,悲伤欲绝的，被抛弃的，支离破碎的（silent, mournful, abandoned, broken）；英美关系就像密西西比河的流逝，是
无情的、不可抗拒的、良性的(inexorable, irresistible, benignant)”。而在《马尔波罗：他的时代与他的生活》中，丘吉尔在谈到对战争与战争中的不确定性的认识时，就明确的用绘画来类比，
任何图景都不是清晰可见、黑白分明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为相互渗透、轮廓不清的神秘所掩盖下的灰色区域。如果没有对于环境的理解，那么对于事实和大致轮廓的简单描述并不能得到对于真实情况的理解。为了真正理解所研究的对象，我们就必须分析半色调（half-tone），理解最细微之处。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以某种大异于当前流行的标准来进行判断。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宏大而华丽的特质。但就是在他的这些华丽的语言中，他都有一种天赋可以让任何人都能够理解他
他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能够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就像将一束野花变得新鲜而又美丽那样。丘吉尔在二战中留下的众多脍炙人口、振奋人心的名言都是短词，单音节词。当1945年5月丘吉尔临危受命组织新政府时，纳粹的铁蹄已经占领了挪威，法国已日薄西山。英国马上就要独自面对海峡对面几个世纪都未曾遇到的强大敌人了。当时，人们都在想，英国什么时候会媾和？几乎没有人认为英国可以坚持下去。但是，就是丘吉尔，带着坚定的信念，向着全世界宣布：“如果必要，那就独自战斗”：
组建这样规模和结构复杂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严肃的任务，但必须记住我们仅仅处于一场最伟大的战斗的起始阶段，我们在挪威、荷兰的许多地方采取了行动，我们必须在地中海做好准备，空战正在继续，国内的很多准备工作必须做好。……如我对那些加入政府的人所说的，我也一样会对下院这样说：‘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汗、苦、泪。（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这四个平实、质朴的词，虽然平凡，但是一旦为丘吉尔联系在一起，就被他赋予了最伟大的涵义：血、汗、苦和泪既表明了英国所面对战争苦难的悲壮，又表明了丘吉尔所代表的对抗击纳粹侵略的坚定信心和无畏勇气。而丘吉尔在谈到战争规划的时候，他反对将战略规划看作是通向胜利的蓝图的预演和冰冷的数字的拨弄，
战争神秘莫测。一下错误的步伐、一个错误的方向、一种战略失误、盟国间的不和或疲乏，都可能很快地给共同敌人以力量，将新的、险恶的事实横在我们面前。从而体现出他那种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
1945年5月丘吉尔通过BBC进行演讲丘吉尔的作品，还有另外一种突出的技巧，那就是简单而又生动的韵律感和节奏感。例如，在敦刻尔克撤退后发表的演讲（1940年6月4日）中，将那种演讲中的语言的韵律感和节奏感表达的淋漓尽致：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and even if,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ere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这篇演讲的伟大在于它那简单而又生动的节奏感，从不可能中发现可能的图景。每个人都在这个图景中找到自己的写照，战斗“在海滩上，街道上，群山中”：每个人都将因发现了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因“假如大家都尽到自己的责任，假如大家都一丝不苟”而精神振奋。而且，丘吉尔在混乱与失败中向人民展示了胜利的希望，那怕是“这个岛国已经疲惫不堪，忍饥挨饿”。
1945年大选中的丘吉尔与丘吉尔在语言上取得的成就相联系的是，丘吉尔对于英语语言的杰出应用。这种应用不仅仅局限在他的演讲、他的著作之中，也体现在他那杰出的将模糊不明、晦暗不清的某些情感、事件用某些生动、具体的形象化的语词进行概括与总结的能力。通过这种概括，他或者让人民明白了他们心中存在但却模糊不清的情感，或者让某些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事件具有了确定而又直观的范围或性质，便于了大战略领导人的掌控与规划。丘吉尔运用这种能力的案例很多。他充分明了这种语言的力量。例如在他写道他与罗斯福和斯大林的会议，
在我的一边是伸展开爪子的俄国熊，另一边是美国水牛，在他们之间是可怜的弱小的英国猴，他是这三个中唯一一个知道回家的正确道路的。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的丘吉尔，既具有理性实用主义精神，也具有感性浪漫主义的一面。他勇毅果敢，坚持对人类进步的信念；同时，又审慎而理智，始终以理性盘算为决策的基础。丘吉尔突出的信念是维多利亚式的爱国主义，是对君主的忠心，对自己家庭热爱和对亲友的忠诚。当英王爱德华八世几乎被所有的人抛弃时，他仍给予支持。他敢于顶住外界的批评，继续按自己的信念去做。他一生有过多次冒险经历，可是仍不退缩。他能在危急时刻保持镇静，这一点在他1940年临危受命担任战时首相后，在纳粹严重进逼的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带来了丘吉尔人格上的魅力：勇毅果敢、坚忍不拔。这种素质并非是那种完全基于激情的，某种意义上鲁莽的武勇。它实际上，是那种经验丰富的长者在面对重大问题时的坚强意志。
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版不仅如此，丘吉尔还能够将他的这种信念和他的人格魅力传达出来。丘吉尔熟读历史、政治和文学，精通演讲艺术，擅长写作，可谓是最有天赋的演讲家和作家之一。“修辞”在丘吉尔那里成为了他的演说中的巨大的说服力的来源。他懂得要领导国家，尤其是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就要善于运用精心修辞的语言。如果没有这种对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能力，他的大战略和他的领导艺术将大为失色。因此，用当时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在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奖项时的致辞来说，
很少有人既是伟大的国务家、战士，又是伟大的作家。有人会想到尤利西斯·凯撒（Julius Caesar）、马可·奥里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甚至拿破仑——他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期间给约瑟芬（Josephine）的情书充满了激情与华丽的言辞。但是真正能够与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相媲美，同样也是多才多艺的作家的只有迪士累利。……他（丘吉尔）在面对苦痛时，从不屈服。他的作品既是政治驱动力（springboard），也是情感冲动的安全阀。……他不只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演员，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出华彩的乐章。他完全可以与奥古斯都的告别辞相匹配：‘欢呼吧，我的朋友，伟大的戏剧（comedy）落幕了！’从某种意义而言，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英国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将他的信念、他的勇气、他的无畏、他的坚韧和他的乐观传递给每个英国人，激起了深藏于英国民众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激情。从而构成了英国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支柱。
丘吉尔退休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位于肯特郡查特维尔的家中总之，丘吉尔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在他的诸多作品中所传达出来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爱国主义，责任感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某种意义上，丘吉尔对他那位伟大的祖先，第一代马尔波罗公爵的评价，
马尔博罗感到了那种能降临到任何人身上的最大强制力——所有权和支配权的责任。这变成了他的战争。他是枢纽。他不能不履行责任。……只有他知道……（什么）将是导致他们摆脱自己的烦恼和苦难的道路，而且如果他可以的话，他将必不可免地强迫或哄骗他们获救。其实更适合他本人。
丘吉尔的葬礼火车日本美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A股有根据诺贝尔奖炒作股票的“传统”。
典型如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两位英国科学家，表彰他们2004年利用透明胶带制备出二维石墨烯（graphene）材料。随后，A股就掀起了一场炒作石墨烯的热潮。
又比如，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使得医药生物板块从2015年9月中旬开始，至诺奖公布前上涨6.8%；诺奖公布后继续上涨，当年9月中旬至10月末累计涨幅达22.5%，9月中旬到年底涨幅为33.8%。
再比如，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次日便在A股市场上引发 一波行情，相关文化类公司开盘大涨，当日收盘时，文化传媒指数收涨0.99%，其中新华传媒甚至涨停。
到今年，昨晚（10月9日）公布了化学奖，授予在锂离子电池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美国、日本3位科学家。今天，A股的锂电池大涨。
可以预期，如果今年中国作家残雪如果或得诺贝尔文学奖（今年文学奖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是去年没有发奖，放到了今年），那么A股相关的传媒股也会大涨。
（下图为作家残雪）
别人的科学家拿诺贝尔奖，A股股票大涨，有没有道理？有一点点道理，比如2010年的石墨烯，确实是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新材料。但今天的锂电板块涨得就有点无厘头了，三位美日科学家的成果，上世纪80、90年代就开始广泛运用到产业上了，到现在已经比较成熟，远不如石墨烯那样有想象力。这么一通炒作，那就是乱炒作了——当然，这符合A股一贯的特点。
在诺贝尔奖这方面，我们要感谢所有国外的科学家们，他们创造的知识财富通过全球扩散，转化成实用的技术，为中国的发展也有巨大帮助。在国外都在关注谁谁谁获奖的时候，我们也更应该跳出乱炒作A股的局限，多花点心思考虑自己什么时候拿到诺贝尔的物理、化学、生理奖，为人类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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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6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的遗嘱设立以来，享有盛誉的诺贝尔奖每年都会颁发一次。诺贝尔奖的设立是为了表彰那些在物理、化学、医学和文学方面做出杰出成就的人，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奖将颁发给在前一年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然而，100多年以来，诺贝尔奖委员会经常作出了一些糟糕的决定，有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包含事实错误，有些获奖成就经不住时间的仔细检查，而算得上可怕的，情况可能很少见，但还是存在，比如获得1949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脑叶切除术。
一般说来，治疗方法在精神病学领域的发展要比在其他医学领域晚得多。暴力的病人，对周围非常危险，有时不得不被限制或长时间泡在浴缸里。另一种选择是使用阿片类衍生物或巴比妥类药物进行深度镇静，然而，这些治疗方法对精神病患者都没有长期效果。
早在1891年和1910年，脑外科手术就已经在一些精神病病例中尝试过，尤其是对躁郁性精神病患者。这些试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是在1935年伦敦的一次神经病学会议上，葡萄牙神经学家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展示了对两只黑猩猩的手术数据，这两只黑猩猩在接受白质切除手术后，不再变得好斗。莫尼兹随后在1935年11月迈出了大胆的一步，1936年，莫尼兹发表了他的第一份关于前额白质切除术的报告。莫尼兹的第一个手术是对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进行的，他在她的头骨上钻了两个洞，并将酒精注入她的前额皮质。后来的手术则利用空心针取出前额皮质的几个区域，即吸出部分大脑，从而切断神经连接。所有这些手术都是盲做的，也就是说，医生不会打开病人头骨，看不到切割对象。莫尼兹只是在头骨上钻了个洞，根据推测应该在哪里切割。
莫尼兹的手术比之前提到的试验更容易被接受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发展了脑血管造影技术，莫尼兹的前20例手术均存活，未发生严重并发症 ，白质切除术很快在国际上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莫尼兹坚信额叶手术损伤带来的好处大于坏处，对于那些给家庭带来负担的病人，无论是暴力还是自杀，都通过手术得到了无法估量的平静。
然而，弗里曼觉得莫尼兹的技术有点呆板，于是他开始在门诊进行试验，将一根冰锥插入患者眼窝顶部附近的大脑。一旦冰锥进入大脑，就扭动它，破坏白质，他甚至用锤子和镐吹嘘说，他能在10分钟内做脑叶切除术，甚至不需要麻醉。
因此，当莫尼兹在欧洲利用脑叶切除术治疗病人时，弗里曼开始在美国使用一种冰锥形状的仪器，每天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多达25次的脑白质切除术，以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脑叶切除术成为精神病院的标准做法，弗里曼在美国进行了大约2万例脑白质切除术。
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奖几年后，脑叶切除术变得声名狼藉。前额大脑负责太多脑活动，比如记忆、分析、思考，医生和病人家属抗议说，脑叶切除术只不过是把人变成植物人。患者不仅不再为他们的精神冲突而苦恼，而且似乎也没有能力去体验任何愉快或其他的情感体验。1942年，弗里曼在纽约医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报告说，脑叶切除术后，病人有时确实变得懒惰或直言不讳，就像个孩子，他们比手术前快乐多了。然而脑叶切除术病人被护士和医生描述为迟钝、冷漠、无精打采、没有动力或主动性、漠不关心、孩子气缺乏自发性、没有目标或目的和完全依赖他人，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脑叶切除术是不道德的。
然而，一种叫做颞叶切除术的类似脑叶切除术的手术正在兴起，因为它是治疗极端癫痫和其他癫痫性疾病的一种很好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癫痫发作会导致无法弥补的大脑损伤，所以通常认为最好是切除大脑的前颞叶，这样癫痫发作就不会再发生。十年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项对接受手术的癫痫患者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在这些严重病例中，颞叶切除术可能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如果现在有医学家马上研制出特效药治疗新型肺炎？
我是医心雕龙，我来回答！如果现在有人发明了新冠肺炎的特效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吗？如果真有人在短时间内发明出了特效药，我觉的获诺贝尔医学奖还是有可能的，但仔细一想，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太难了…！
目前全球疫情吃紧，新冠病毒已经在很多国家中蔓延，前期是我国，但现在疫情的中心已移至美国，其致死性虽然达不到SARS和MERS的程度，但传染性非常强，几乎是恐怖的指数级。
但对于新冠肺炎目前仍然没有特效的药物可以杀死这种病毒，治疗上主要是对症支持，也就是依靠患者的免疫系统将病毒清除掉。如果此时有人能够研制出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那么对于人类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既然做出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为其颁发诺贝尔奖应该不成问题的。
比如二战时期，英国的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挽救了数百万人，这个巨大的贡献让他在194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不过话说回来，发明特效药物看起来非常鼓舞人心，但背后的艰难想必普通人无法理解，因为药物的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需要经过前期的研发、临床前研究、Ⅰ期临床试验、Ⅱ期临床试验、Ⅲ期临床试验、新药申请、上市及上市后监测等很多环节，毕竟是涉及人体健康的大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该药物的研发。
如果各个环节都顺利的话，理论上研发一款药物从开始到上市通常需要10年左右，这还是理想的状态下，毕竟药物上市前一定要保证它的安全性。
对于药物安全性的认识，人类曾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反应停”事件，当时有人发现这种药物可以很好的改善孕妇的呕吐症状，在没有充分的临床实验基础上就大规模使用，结果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海豹儿出生，这些本该正常的儿童，因为药物的影响畸形了，因为四肢缺如，外形很像海豹，顾称作“海豹儿”。
所以，研发一种特效药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简单，现阶段全球疫情吃紧，指望临时研发特效药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最好的抗疫方式还是隔离、隔离、再隔离，尽最大可能延缓病毒的扩散。
不过特效药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新冠病毒的疫苗还是有可能的，有报道指出，已目前人类的研发进度，在12-18月内研制出新冠疫苗还是很有希望的，到那时如果人人都接种了疫苗，新冠病毒对我们的威胁就很小了。
